西季威克将正当与应当看作表达着同一个基本概念。

《总纲》第四条以强制性规范具体落实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即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与宪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关于民族政策的规定中所使用的大汉族主义以及地方民族主义等政治性话语相比，其规范性程度有很大的提高。[28] 该表格所列举的只是四部宪法中直接以公共利益或类似字样表述的条款，并非关于公共利益的全部规定。

在个案中，法院结合案件事实，经过法益衡量，才能决定何种价值胜出。第十三条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在这三个目的中，共同防御亦是为美国人民的自由与福利这个更为根本的目的服务的。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内已经胜利地进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恢复国民经济等大规模的斗争，这就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其二是从横向上理清国家根本任务与国家目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阐明国家根本任务在我国宪法中并非孤立性的最高价值诉求，它在价值序列上从属于国家目的，在规范内涵上与宪法总纲规定的公共利益诸条款之间存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经验表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乃是近代立宪主义宪法以降无论各种性质的国家之所以存在的目的。因此，他认为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项应该理解为：尊严并非仅能与类概念的人结合，最好能与具体的个人结合，从而导出尊严就是人的存在价值的结论。

正当法律程序，最初在普通法里，仅意味着程序的正当而已。[48]以国家法体系层层向上回溯，一方面由下向上看，比宪法更上位的，亦即使我们非遵守宪法不可、合法化宪法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另一方面由上向下看，比宪法更上位的，亦即此宪法为什么要被制订，制订宪法的授权究竟根据什么被赋予？对这些宪法妥当性根据问题的回答，宜在国家法体系之外，即以上述凯尔森的根本规范角度予以考究。[46]且唯有以存在目的论或人的本质为内涵的绝对价值，才具有普遍妥当性。既然政治信任所体现出来的是法律对民众利益的保护。

在法哲学层面上，是作为一种法原理而规范化为实定宪法秩序之内的根本规范而成为宪法的核心。既然人性尊严是最高位阶的客观价值，是我们人类永远追求的目标，那么人性尊严之彰显，民众才能生成合法性信念，才能达成普遍利益共识，从而形成共同有约束力的规范，成为最高的判断标准。

凯尔森的根本规范虽存在于宪法秩序之外，但日本学者清宫四郎提出宪法的宪法即根本规范的概念，认为宪法制订者的宪法制订行为，乃作为历史行为而存在于现实的行为。[32][英]布劳德：《五种伦理学理论》，田永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45]并从此导出具有普遍妥当性的绝对价值与价值秩序的存在。[19]参见牟宗三译：《康德的道德哲学》，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15-16页。

[38]参见[日]樋口阳一：《近代立宪主义与现代国家》，日本东京劲草书房1984年版，第182页。台湾地区学者陈慈阳则认为一部为规范人类团体所制订的宪法是理性国民主权行使的产物。参见[日]芦部信喜：《宪法学Ⅰ宪法总论》，日本有斐阁1992年版，第47、219、32页。第二，人们信赖这一规范制度是合法的，建立这种规范的程序合法化的力量必须具有法律根据。

人性尊严作为宪法上位规范的根本规范，是全体宪法秩序妥当有效性的根据。[53]而此自由原理与民主原理均由人性尊严导出，因此，这一秩序是受价值拘束的秩序，表现了以人性尊严为中心的价值体系，阐明了现代民主国家中以人的基本价值为中心的民主原则的最重要标准。

据此，价值是控制规范而为规范妥当有效性的根据，本文主张，人性尊严是国家义务的妥当性规范。人性尊严以是否符合该个人之所以生存于社会之中所应有的尊严为判准。

故法律可以体现社会文化的固有价值，亦可以作为作用于社会以创造新文化、新价值的工具，使人类社会逐步地向道德理念的世界迈进。而这就是宪法制订者反省了纳粹对人性的侵犯后要加以排除的东西。法治斌：《人权保障与司法审查——宪法专论》（二），台北月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79-280页。[16]第二，人性尊严是理性事实，是形而上事实。小林直树也认为作为宪法妥当性根据的根本规范[宪法的宪法]是表示制宪权所在的规范与表示赋予宪法秩序正当性的基本价值的规范，在任何一切宪法里，可以说都已被实定地包含在内。此外，为了实践，我们必须解决如何认识有理性者的人格尊严这个理性事实的难题。

[54]德国学界有认为康德的享有主体之假设前提，实不符合人性尊严之以个人现实存在为唯一要件的要求，见陈慈阳：《基本权核心理论之实证化及其难题》，翰芦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58页。⑩参见江日新：《马克斯•谢勒》，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133-151页。

人的存在依然是精神的与身体的具体存在，从理想面看也是人格的存在，所以从人格的观点来看，尊严的主体不能随意加以限定，这是逻辑的必然。[13]参见许志雄：《宪法之基础理论》，稻禾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第46-48页。

④See Ju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Bd. 1，Frankfurt am Main，1988，S.359.⑤参见[德]哈贝马斯。如上所述，人性尊严即人格尊严，是理性事实、形而上事实，不能在感性世界的可能经验中被认识。

[18]参见李明辉：《儒家与康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初版，第68-69页。这也是对一种普遍利益的共识。更进一步，作为此根本规范基础的核心价值就是人性尊严，亦即在实定宪法之外的根本规范。三、人性尊严是国家义务的妥当性规范考夫曼从真理趋同理论出发，认为一种表述的真实性或正当性的固有标准，不是共识的存在，而是数个相互独立的主体就同一客体达成客观上趋同认识的情境。

[56]在宪法里，具体化为基本人权与人民主权，再由人民主权导出正当法律程序。[15]关于人性尊严之人的保护对象即人性尊严主体问题，判例对应于上述学说，从人格存在的人到现实存在的人，从胎儿到死亡之人，均包括在内。

[31][英]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小林直树则认为价值的根源在于个人，而个人尊严又是价值的原点，从此观点也可导出人性尊严是根本规范的结论。

政治信任或政治权威的建构首先需要合法性的支持，但仅有合法性远远不够，合法性的深层本质在于政治运行必须保护大众的权益，必须得到规范有效性的支持。基本法之人的形象，并非独断的个人，乃存在于共同体中并由共同体给予多重义务的人格。

第三，人性尊严的不可定义性。[27]李震山：《人性尊严之宪法意义》，载《中国比较法学会报》第13期[81.11.14版]，第25-26页。陈慈阳：《宪法规范性与宪政现实性》，翰芦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67页。[36]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根源于人的本质、人的理念而具有正当性的，对于任何人都有效的，为大家普遍接受的，作为内在而超越全体法秩序的最高的或绝对的价值，此即人性尊严。

[36]参见Roger. Cotterrell：《法律社会学导论》，结构编译群编译，台北结构群文化公司1991年版，第97-99页。[17]从康德提出道德法则，我们可知意志服从道德，自由必须先行假定为一切有理性者的意志的特性，所以自由与有理性者或人格是不可分的。

[20]什么叫做理性事实？康德是把人格尊严这个理性叫做理性事实。[41]因此三者具有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的关系，越下位越具体，从本源上说三者是同一的。

只有最高层级的规范，即一个或多个道德原则，才是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去论证的、具有基础的有效性的知识。凯尔森认为国家法的全体秩序是由几个法规范的阶层统一构成，统一这种法规范的阶层是依据法规范相互间的妥当性。